切好新型城镇化利益分配的蛋糕0挤出机

切好新型城镇化，利益分配的蛋糕

在新型城镇化40万亿投资的利好刺激下，股市绝地反弹，短短1个月，上涨300多点。40万亿是怎么算出来的？40万亿PK2009年的4万亿，中国经济会消化不良吗?在昨天甘肃卫视《新财富夜谈》节目中，财经评论员叶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瑞、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，共辩中国新型城镇化中的利益博弈。　　牛凤瑞：　　每年至少需要20万亿　　城镇化十年拉动40万亿投资的说法，最早是由中国（海南）改革发展研究院的院长迟福林提出。迟福林认为，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，按较低口径，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，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。而牛凤瑞则认为城镇化每年至少需要20万亿。　　牛凤瑞：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每年扩大1500到2000平方公里，一个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区的基础设施配套要20亿，就是每年是3万亿到5万亿。再有一笔账，很多城市基础设施老化退化，要更新改造，中国每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30多万亿，其中70%投向城市。这样，新城镇建设和老城市改造的投资两者相加，则每年至少要20万亿。　　近日有消息传出，由发改委牵头起草的《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》已上报国务院。《规划》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、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。那么天量资金从何而来呢？　　要公平切分土地利益蛋糕　　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许成钢指出，自从90代末城镇化开始后，我们看到矛盾越来越尖锐。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，只有政府才有权力把农用土地变成城市用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地方政府用低价补偿农民，高价出售给开发商或者把土地拿去抵押贷款。这样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就产生严重矛盾。　　牛凤瑞：我从来不认为土地财政是一个贬义词，它是一个中性词。关键是政府如何用好土地财政，而不是简单的否定问题。作为农民来说，我的土地被征了首先我的合法权益应该保护。实际上在中国大都市的近郊，因为被征地被拆迁而一夜暴富的，可是大有人在。相反在一些远离城市的边远农村，因为水库占地、高速公路建地，对农民利益造成了损失。他们就不应该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吗？你不通过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行吗？关键政府要公平的切分土地利益的蛋糕。　　李慧勇：土地财政融资模式要区别对待的。第一个情况是“一锤子买卖”，比如“裸批”一块地，地价卖得不错，但是招商引资进不来，城镇化发展不起来，这个就是非常失败的城镇化。但是如果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使得地价上涨，带动周边地价上涨，为城镇化源源不断的获取资金，我认为，这是城镇化的成功模式。　　叶檀：土地级差地租是客观存在的，有的人分到了很大的一块蛋糕，有的人分到的蛋糕就比较小。分到小的蛋糕的人越多，他反对的声音就越大。靠土地级差地租来获取城镇化资金的原始动力有可能会受到挑战。李慧勇：我的提法是要把土地财政加信贷的融资模式，转为以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为主，信贷为辅的多元化融资。通过资本市场或者货币市场去发行债券，毫无疑问会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，把一些烂项目，一些“长官意志”的东西给压制到最小，这样实际效率会提升。　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　　2010年~2030年，中国城镇化率将完成从50%~70%的跨越。2030年后中国老龄化进入高峰期，留给我们只有十几年的时间。不少学者对城镇化保持乐观，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，这是中国未来20年保持8%的增长率的支撑点之一；美国经济学家史蒂夫·罗奇则认为这“可确保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”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11年，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.27%，城镇人口达到6.9亿人。官方公布的城镇化率是按城镇户籍人口和居住超过6个月城镇常住人口划分的。其中，对2亿多流动人口的划分存在巨大的争议。　　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表示，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中国还有两亿六千三百万人是流动人口，没有固定的职业，也没有固定的住所，不能算真正的城市化。扣除这个两亿六千三百万人，我们现在城镇化率还不到35%。　　而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则认为，如果城镇化不以常住人口的概念来划分而是以“城镇非就业人口“加上”全国非农就业人口”估算，则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%了。这也意味着，我们所憧憬的拉动未来经济增长的城镇化因素，其动力已比较有限。　　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农民工市民化应该是城镇化的重点。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指出，城镇化的本质是，如何使已经在城里工作的，原来我们把他冠之以农民工的这些人，真正成为市民，让他们充分享受城市居住、医疗、教育等公共产品。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则强调，假如农民工在城里面长期得不到一个稳定的居住的条件，享受不到社会福利，等他们年龄大一些，可能又会回到自己的老家去，这样就会出现“去城市化”的问题。公共服务均等化，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财政。但实际情况表明，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，直辖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镇化水平脱节。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挑战。　　李慧勇：在问及大家愿不愿意给农民工户口的时候，大家都说给个户口嘛，很简单，没问题。但是愿不愿意给有户口的人相应的一个公共福利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可能还做不到。我们现在的财政叫国家财政，但是客观来讲它叫城市财政，户籍人口财政。我们每年下级往上级“跑部要钱”的时候，就是按照户籍人口给的经费。财政预算上不给保障，但要负担流动人口的生老病死，钱从哪里出？所以说户籍制度是“表”，真正的财政管理体制是“本”。财政管理体制不改革，想要这些人过上城市里人一样体面的生活是一种空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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